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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外知识分子专访】杨成长:不当“网红”,不当“媒体型”经济学家

2019/10/10 0:01:23

【党外知识分子专访】杨成长:不当“网红”,不当“媒体型”经济学家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刚刚结束,杨成长兴奋地捕捉会场内传出的重要讯息:“服务实体经济”、“控制金融风险”、“继续改革创新”,未来五年的金融发展框架已经确定。“大政策有了,具体怎么落实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杨成长画出一组组关系,制造业和服务业、平台经济和实体经济、房地产和实体经济、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什么叫实体经济,本身就是有待厘清的概念”。另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之后,适应上海自贸区的金融监管又要做哪些调整,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杨成长迫不及待想去跑一跑,做一番调查研究。

杨成长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一家证券研究机构。在外滩附近一幢显得不那么气派的办公楼里,杨成长侃侃而谈,聊起他的经历、他的职业与思考。

 

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喜欢到处“跑”。跑企业、机构调查具体运营情况,跑委办局了解政策制定运作,甚至跑一跑菜场、社区里弄,跟开车的司机、打扫楼道的阿姨和看门的门卫闲聊一阵。“研究经济,不只是关注经济运行、宏观发展。宏观经济问题,往往都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底层。”他说,经济的原义就是经世济民,体现在老百姓生活的改善上,经济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生活。

 

一次去外地调研,杨成长钻进城乡结合部一条街道。这条街上有漂亮的新房子,也有破旧的老房子,旁边还有乱搭建,车子乱停,垃圾就堆在路口,走到深处居然还有一座“双语幼儿园”,居委会门口有健身器材,但器材就在马路边上,居民健身一不小心就得上马路。“这里面我看到了什么,规划、公共资源配置、垃圾处理、教育导向,很多城市管理和社会问题,就集中在这样一条小街上。”杨成长说,学者也好官员也好,光看文件是没用的,一定要去调查研究。

 

 

杨成长的“接地气”,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他说,他所受教育、所处社会氛围,所经历的事,跟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是一致的。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那一年,杨成长初中毕业,考上了中等师范学校,三年后开始教书。杨成长的家乡,恰恰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最早的地区之一安徽肥西县。那年刚好农村干旱,基本颗粒无收,上面要求补种庄稼,但种什么都不长,农民也没干劲,后来决定补种耐干旱的荞麦,干脆就包产到户,农民种地一下子有了热情。“这是亲历的过程,我深有感触。”

 

教了几年书之后,杨成长到了安徽教育学院,思路一下子打开了。因为年龄偏大,不能参加高考,他就以中专生的身份直接考研,考取了南京大学西方哲学专业。彼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矛盾较突出时,通货膨胀,不稳定因素增加,西方思潮影响中国。“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东西,不可否认,它对改革开放既是一种滋润,同时也产生了文化上的冲突。”杨成长说,这些经历提高了对他对复杂问题的分辨能力,也提高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历了国企改革、第一次房地产泡沫。“我们才知道,经济运行还可以产生这么大的波动。”这也让杨成长决定继续深造,1995年他进入复旦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杨成长自我评价说,与纯粹学西方经济学、或者马列经济学的相比,看问题会从社会的多面性角度去考虑,不会一根筋,但他也承认自己接受经济学的系统训练比较薄弱。

 

进入中国第一家从证券公司独立出来的大型研究所,杨成长除了进行商业研究,还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2013年6月,我国金融市场出现了一场罕见的“钱荒”,一时间人心惶惶,四处弥漫着紧张气氛。扎根于资本市场,让杨成长对金融风险有着不一般的敏锐感觉。他察觉到背后隐藏着的金融市场结构严重失衡问题,结合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提出《关于加速矫正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失衡并严控金融风险的建议》,获得中央领导的重视。

 

近两年互联网金融机构跑路、诈骗等现象频发,令许多投资者蒙受损失。早在2014年5月,杨成长就分析了金融领域以改革创新的名目出现了“渠道化”、“资产管理化”、“产品化”、“网络化”为特征的“四化运动”,提出《高度重视中国金融业“四化”蕴藏的制度性风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趋势,因为金融机构受短期利益的驱动,过度套利,去钻制度的空子,这不是真正为企业、为老百姓、为市场稳定服务的改革创新,这种改革创新风险很大,绝不是正确的方向。”

 

 

【对话】

研究被忽略或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

 

记者:作为商业机构的研究者,与“学院派”、政府的决策研究机构有何不同?

 

杨成长:相比之下,我们更接近市场。比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商业研究机构会马上着手去研究最新决策将对金融投资产生什么影响,会对金融市场进行分析,给投资者建议。这些商业研究可以变成决策咨询研究,前提是要经过适度加工转化,这些年我慢慢找到了合适的切入点。

 

对于政府来说,兼听则明,政府的“智囊”需要涵盖不同的层面、领域的研究者。商业研究机构与其他研究机构可以错开发力点,更关注老百姓在生活中、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为政府所忽略或重视程度不够。

 

不当网红,不当“媒体型”经济学家

 

记者:您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话语权?

 

杨成长:我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有担当的人。既然给了我话语权,就应该对这个话语权负责。我的原则是不炒作,以自己的真实研究为主。我是民建会员,当过市人大代表、现在是市政协委员,受邀参加过各类决策咨询会,已经有了很好的参与渠道,能让我把知识能量贡献出来,为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服务,这就够了。

 

记者:您用微博、微信吗?

 

杨成长:我没有自己的微博,也不在微信群里发表自己观点。搞个微信、微博,开个公众号,弄点粉丝,把自己炒红,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在现在泛互联网、泛娱乐化的背景下,“网红”往往需要以过激的言论,煽动社会的不良情绪,为达到效果语不惊人死不休,最后名气是出来了,但可信度下降了。对于“媒体型”经济学家,要特别谨慎。

 

两个市场搞不好,是缺乏制度自信

 

记者: 两年前您曾说“A股已经超出投资价值”、对房地产市场您也提出过批评,现在仍秉持这样的观点吗?

 

杨成长:这有媒体炒作的成分在(笑)。但有些观点我到现在还是坚持的。房地产市场存在“三个比例结构”不合理,房产在老百姓财富结构中占比过高、在整个投资结构中占比过高、房地产市场金融化程度过高。一方面,你的规则方便了老百姓炒作,另一方面又说老百姓爱赌,这是不讲道理的。如果赌完之后所得不归自己(去杠杆、增加交易难度,加大交易所得调节力度),老百姓自然就不赌了。

 

股市也一样,股市不比菜篮子更复杂,不过是一个买卖股权,一个买卖米面大蒜。从来没有一个菜市场,你把米价弄得高高的,把大蒜价格卖得高高的,就说这是好市场,到了股票市场,却变成股价涨得越高好像就越好,那不是开玩笑嘛。不是不能涨价,有道理就涨。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原来就值10块钱的东西,50块钱卖给投资人,然后又要保护投资人的利益,这怎么保护得了呢。

 

记者:那么根源在哪里?

 

杨成长:还是缺乏制度自信。这两个领域,发展条件、环境和目的最具有中国特色,西方没有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上市公司结构,也没有实行土地国有制的房地产市场,为什么要照西方模式搞呢?要结合中国国情、发展需求和市场规则来通盘考虑,不能迷信西方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制度体系。在这两个市场上,各级政府不敢脚踏实际、大胆创新,不敢像过去解决菜篮子米袋子问题那样,大胆创,大胆试,根源上缺乏制度自信。现实是,西方金融市场干过的一些事情,直接拿到中国来就会出问题。所以制度没有高不高、好不好的问题,有用有效就是好的。要有这个自信。

 

对政府理解有多深,参政就有多透

 

记者:这些年来您对参政议政有什么体会?

 

杨成长:一句话,对政府理解有多深,参政就有多透。参政议政,首先对“政”要有了解,政不仅是政治、政务,更具体的地说,是政府怎么去管理经济、社会、市场的,政府部门是如何制定制度、行政运作和实现职能的,他们目前存在那些问题,对解决这些问题有什么思路?对这些问题都要搞清楚。你不是给他们提意见吗,你对他们的酸甜苦辣都不了解,能提什么意见呢?这几年,我一直会去关注政府的公共决策过程、机构设置、各委办局的主要职能以及相关制度的变化,这可能是做好参政议政工作的前提。有些人完全带着有色眼镜看政府,看到的永远是“一杯茶、一张报纸”,无所事事、不作为,那你永远跟政府不贴心、两层皮,提出的永远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的问题、怎么说都对的问题,导致政府部门对你的意见也只能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因为你不知道政府运行规则、制度制定过程、当前重点并且有条件能解决的问题,可能你讲的那些他们已经做了,或者根本没有条件去做。所以对“政”要有了解,不要瞎批评,也不要空发议论,说些大而无边的话。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